胡散风
当清嘉庆年间，袁名曜任岳麓书院山长，在书院大门挂上“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副楹联时，像是一个预言。
“惟楚有才”四字，石破天惊，不管对于这个“惟”字作何解释，究竟是解做“唯一”，还是解释为一个并无实意的语气词，当它堂而皇之为一座书院张目时，带给人的是摄人心魄的震撼。
是的，这得有多大的底气，才能有这么大的豪气。湖南有这底气么？
历史的发展绝不是断裂式的运动，在某种井喷的背后，一定蕴蓄良久、草蛇灰线。当袁名曜在赫曦台眺望，在院落里徘徊时，他一定听到了远远传来、愈走愈近的心音。
一切都有迹可循。此前已拨动过一个响亮的音符。就在袁名曜任岳麓书院山长的近七十年前，由乾隆御赐的一块匾被悬挂在了岳麓书院讲堂，匾上写了四个字“道南正脉”。
似乎没多少人对这四字做过多深究，但袁名曜一定不会。
他一定会思考，湖湘文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化？此前似乎从来就没有进入历史舞台中心的湖南，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中心和边缘，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大问题。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湖南都处于中心之外，从屈原贾谊以降，多少来到湖南的名人贤士，都是以一个失意者、哀叹者、流落者的身份，拖着伛偻的背影，行吟泽畔，彷徨四顾。
与外来者怀着忧伤来到这片土地不同，湖南本土人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和拥抱着这群失意者。在长沙，最为繁华的太平街上，不但至今保存着中国最早的名人故居——贾谊故居，长沙还自豪把这里称为“屈贾之乡”。
长沙人把并非土著的屈原和贾谊，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当成了屈贾文化精神的传人，这在中国地方文化史上，是一个可贵的特例。说长沙是“屈贾之乡”，不是事实判断，而是情感判断、价值判断。
之所以推崇和爱戴屈原和贾谊，是因为他们的行踪所及，赋予了长沙别样的文化厚度。贾谊谪居长沙的几年，不但为长沙带来了道之所系的文化滋养，更为这座城市打下了“经世致用、心忧天下”的精神烙印。
当一方地域具有了心怀天下的气魄，它便突破了传统意义上中心与边缘的界限，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具有了舍我其谁的担当。
近几百年来的湖湘大地，愈发蒸腾着一股郁勃之气。就如“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王船山，隐居苗峒，即便自知出版无日，依然著书数百卷，因为他相信精神的力量可以气冲牛斗，终能发其潜德幽光。
站在今天回望，很多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在袁名曜死后不久，湖南人才蔚起，极一时之盛。
似乎不必多列举那些群星璀璨的名字，从曾左彭胡，到毛蔡风神；也不必多列举他们建立的功与绩，从挽狂澜于既倒，到敢教日月换新天。有一点是无疑义的，从这片土地上走出的一大批人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湖南人才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
当我们走进岳麓书院，仰望“道南正脉”那块原匾，也可以得出更具说服力的正解，它意在表明，湖湘文化已经不是一种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文化核心道统的传承，是中华主流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和重要载体。它同时也在昭示，在新时代，以长沙历史文化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依然具有出光彩夺目的思想伟力，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传承价值和变革力量的文化资源。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展现的是豪迈和自信，从真善美的角度看，它不真，但是它善、它美。我想从来没有人会真正以为只有湖南才有人才，但是这句话绝不让人生厌，它表达的是湖南人胸怀天下、经世致用的豪情。
足够自信，自有征服他人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