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丰碑⑧ | 刘少奇“小灶” 吃的竟是番薯叶

　　福建长汀

　　长征零公里处，英勇铁军出发

　　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对长征是这样描述的：“红军说到它时， 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

　　这个“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就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如今，这里伫立着一块“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石碑。红九军团是中央主力红军中最早奉命长征，也是长征路途最远的主力部队。

　　红九军团长征之前，曾经打过一场松毛岭保卫战——这是红军长征前在闽最后一战。在长汀县松毛岭，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以及苏区地方武装血战七天七夜，以伤亡近万的代价，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的集结和转移时间。

　　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这支刚走下火线的英勇铁军，在中复村召开誓师大会后，迈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复村红色旅游讲解员钟鸣告诉记者：“得知红军即将转移的消息，乡亲们冒着绵绵细雨，拿着鸡蛋、花生、地瓜干、草鞋等，从四面八方涌来送别他们。”

　　阿廖沙和钟宜龙(图右)老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其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在松毛岭保卫战中，刘少奇领导紧急动员的1600多人入伍参战，同时发动苏区群众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奔赴前线，同红军一道修工事、抬伤员、运弹药……由于省委的积极宣传鼓动，人民群众的踊跃响应，福建扩红成绩突出。在长征中，福建子弟兵有近3万人。

　　“那个时候，少奇同志还抱过我呢！”在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88岁的钟宜龙老人说。钟宜龙的至亲先后为革命捐躯，一直以来对革命烈士有着特殊的感情。阿廖沙和钟宜龙两人一见面，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般，坐在一起聊起了当年的故事。在长汀期间，刘少奇曾多次来到长窠头村，和当地的群众一起交心。一天，刘少奇在这里遇到了当地的游击队队长、钟宜龙的养母涂葱子。涂葱子的丈夫钟大廷在早前的革命运动中壮烈牺牲了，刘少奇对涂葱子说：“你丈夫为革命牺牲后，你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积极工作，值得大家学习；你原来是依从丈夫，现在他牺牲了，你又做父亲又做母亲，变为依从子女了，我给你改名叫‘从孜’吧!”

　　钟宜龙谈起这段历史，脸上写满了骄傲，“母亲立即将身边6岁的我抱到少奇同志面前，赶紧说快叫刘叔放心!放心!”少奇同志也立即把我抱在怀里说，好孩子真乖!真乖!……

　　从钟宜龙家出来，走在乡间的小道上，年逾花甲的阿廖沙不禁感慨：“这位老人家小时候被爷爷抱过，我小时候爷爷也抱过我一次，从老人家的身上，我再一次感觉到爷爷对我们的爱……他关心的是国家的未来，是老百姓的生活。”

　　祖孙二人，隔着时空的凝望。

　　江西瑞金

　　为节省粮食支援前线，刘少奇中餐吃野菜充饥

　　瑞金城西7公里处的沙洲坝镇枣子排村，有一条水泥路，路的尽头就是苏区时期工人运动的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旧址。旧址的90后讲解员赖润萍向阿廖沙介绍，1932年，刘少奇经过一番化装，在地下交通员的陪同护送下，从上海抵达瑞金。1933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

　　当时，为保证前线的物资供应，在苏区范围内建设了一些新的工厂，如兵工方面有枪械厂、弹药手榴弹厂，军需方面有被服总厂、卫生材料厂等，大大小小加起来共有20多个。刘少奇对这些工厂极其重视，付出了很多精力。同时，他努力指导各级工会组织，动员工人群众响应号召报名参军，保卫苏维埃政权，进而迅速扩充红军。

　　应阿廖沙的要求，赖润萍又讲起了刘少奇在瑞金期间的一个小故事：当时，为了支援前线的战事，刘少奇在工人中间发动了一场“节省运动”，号召大家节衣缩食，为前线的红军战士提供更好的后勤保障。一天中午，担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的杨至诚，来找刘少奇汇报工作，但找来找去就是不见刘少奇的踪影。

　　“站岗的战士说，委员长吃饭去了；在膳堂吃饭的同志这时也发现，自从食堂为节约粮食改吃草袋饭以来，每天中午都看不到委员长来吃饭。”赖润萍说，“这时有人嘀咕，人家是委员长，说不定在吃小灶吧？”大家分头去找，终于在伙房后面的小灶间里找到了刘少奇。只见他正大口大口地吃着一碗用清水煮熟了的番薯叶子。

　　刘少奇确实是在吃“小灶”，但谁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小灶”。炊事员告诉大家：“委员长为了节省粮食支援前线，每天只吃早、晚两餐米饭，中午就煮些番薯叶子或野菜充饥，已经坚持很长时间了。”

　　1934年10月初，刘少奇结束了担任福建省委书记3个月的紧张日子，奉命随主力红军转移，开始长征。

　　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刘少奇接到周恩来、秦邦宪的一份电令，电令称：“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

　　红八军团，是中央红军中最年轻的一个军团，诞生于出征前一个月。红八军团下辖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三师，其中第二十三师，就是刘少奇亲自组建的工人师。这是一支奇特的部队，从师长、政治委员到普通官兵都由清一色工人担任；这是一支全新的劲旅，组建、训练不到半年，就投入到最艰苦的战斗中。

　　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旧址，阿廖沙一行正在聆听90后讲解员赖润萍讲“刘少奇吃小灶”的故事。

　　湖南道县

　　长征途中

　　传来何宝珍牺牲的消息　　

　　1934年10月9日，红八军团进入瑞金。次日夜间，中央红军悄然从瑞金出发，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

　　越过三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红军长征开始的86000名官兵，只剩下约64000人。红八军团同样减员严重。对此，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八军团压缩改编为一个师，命令刘少奇负责红八军团的改编工作。然而部队还未来得及改编，湘江战役就打响了。

　　“也就在这时，传来了刘少奇之妻何宝珍在南京雨花台牺牲的消息。”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副馆长黄可介绍说。

　　何宝珍故居，在道县的洑水河与207国道交汇的地方。当阿廖沙一行来到这里时，早已得知消息的村民们纷纷来到现场迎接阿廖沙，整个村庄都沸腾了。“这位说起来可是你堂叔呢!”“终于又看到你回来啦，要常回家看看啊!”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阿廖沙对大家的热情都一一进行回应：“真的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么多的亲戚，我感到很吃惊，也非常高兴!”

　　“我们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发过一本连环画，说的就是何宝珍的故事。”道县文物局局长唐忠勇提起何宝珍，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她在道县读书的时候，很聪明又有才华，活动能力非常强。有男孩子欺负女孩子，把着大门不放，何宝珍敢直接跟他干仗!”

　　1922年，何宝珍在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家中，与刘少奇相识，并来到安源，第二年与刘少奇结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1932年冬，刘少奇奉命从上海前往瑞金，何宝珍依旧留在上海，不幸在1933年被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何宝珍始终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气节，1934年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对其革命的一生，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赞语：“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从2012年开始，道县先后筹集了600多万元资金，对何宝珍故居进行修缮，“包括对公祠、故居、文化广场等项目的建设，都是在原址上进行的。”

　　对这位杰出的奶奶，阿廖沙心中充满着敬佩。“虽然没有见过奶奶一面，但是从爱琴姑姑那里听到过很多奶奶的故事，这些故事非常吸引我。”令阿廖沙非常高兴的是，在奶奶的家乡，竟然会有这么多的亲人，大家都在一起怀念着奶奶，铭记着那段历史，“感觉到非常亲近，这样非常好!”

　　道县茶园渡口的纪念碑。当年红六、红九军团从这里抢渡潇水。 长沙晚报记者 李广军 摄

　　广西兴安

　　突破湘江四大渡口，红军留下传奇故事

　　在广西兴安县，阿廖沙一行来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公园。这个纪念公园经聂荣臻元帅提议、国务院批准，于1995年建成，占地10万平方米，主要纪念建筑有群雕、纪念碑、英名廊、湘江战役纪念馆等。

　　湘江战役纪念馆讲解员蒋艳玲介绍，1934年，中央红军先后从全州县的大坪、屏山、凤凰嘴和兴安县的界首四大渡口渡过湘江，冲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其中，大坪是红军抢占的第一渡，屏山是涉渡人数最少的渡口，军委纵队从界首渡口抢渡，凤凰嘴则是牺牲红军最多的渡口。”

　　在全州县和兴安县交界的凤凰嘴渡口，阿廖沙见到了湘江战役的亲历者，今年已87岁的马根本老人。尽管当时还是稚童，但他对战役仍有清晰的记忆，“飞机在天上转来转去，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吓得老百姓到处躲。”

　　1934年12月1日下午，担任中央纵队右翼后卫的红八军团，开始在凤凰嘴渡口下游董家堰水坝抢渡湘江。此时，江面宽阔，红军的头顶受到敌机轰炸，后面遭到尾追桂军在湘江东岸架设机枪疯狂地扫射，正在抢渡的红军将士在江中毫无掩体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损失十分惨重。红八军团21师完全损失，23师严重减员，整个军团不足2000人，被迫撤销建制，余部并入红五军团。刘少奇随部到红五军团，后任中央代表。

　　马根本老人告诉阿廖沙，也有少数负伤的红军战士留在了凤凰镇，他父亲就悄悄收留了两名年纪只有十几二十岁的红军战士，“红军来到全州，从来不做欺负百姓的事儿，老百姓发自内心觉得亲切，就觉得应该保护他们。”当时，马根本家悉心照料两位红军战士，自己有一口粮都要匀给他们半口，一段时间后，一位红军战士伤愈，因为找不到大部队准备回家，马根本的父亲还特意给他塞了点路费供回家路上使用。

　　“他可是湖南长沙人，在这场战役中，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湘江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一尊颧骨突出、双眼炯炯有神的塑像吸引了阿廖沙的注意，蒋艳玲介绍，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树湘，当时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4师师长。1934年12月初，在掩护红一方面军渡湘江的过程中，陈树湘率领的三十四师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部队拼死搏斗，最后只剩下300余人。一路突围中，陈树湘腹部受了重伤，在掩护其他官兵突围时不幸被俘。12月18日，陈树湘趁押解兵停下来休息之际，毅然掏腹断肠，英勇就义，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年仅29岁。

　　在陈树湘雕像旁，阿廖沙久久驻足。他说，经过这一路的追寻，爷爷的形象在他心中越来越清晰：“战士们在战场上表现得那么英勇顽强，他们不惧牺牲的精神深深感动和震撼了我，我无法想象，当时爷爷心里是什么滋味……这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

　　贵州遵义

　　周恩来给刘少奇的一封电报，成为重要史料

　　阿廖沙一行一路西行来到贵州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市老城一幢坐北朝南、临街而立的两层楼房里，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命运。

　　遵义会议到底是什么时间召开的？之前一直有争议。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党史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在查阅资料、电文时，发现了一份重要电报。这份电报，是中央以周恩来名义发给李卓然、刘少奇的，时间是1月13日。电文的内容是：“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份电文，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份关于遵义会议召开的通知。

　　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坚决拥护毛泽东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与红军今后行动方向的决策和军事领导。

　　在接下来的长征中，刘少奇的职务又发生了变化：他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出席了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发言，支持红军主力北上在川陕甘创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毛泽东，对于中央最后粉碎张国焘分裂主义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后，刘少奇担任主任，开展筹粮活动。这段时期，他还做了一件对红军来说非常重要的事：动员红军女干部分编到各军团，以便男女同志互相照顾，安全过草地。许多长征过来的红军女干部对此经常表示：没有刘少奇的这个办法，我们可能走不过草地，也没有今天。

　　“在去年重走少奇抗战路和这次追寻少奇长征足迹活动之前，我对于爷爷的了解大多来自妈妈的讲述及新闻报道。经过去年和这次的走访，亲眼去看、亲身去体会这段历史，爷爷的形象更加鲜明和丰满。”阿廖沙告诉记者，听讲解员讲述历史故事，让他更多地了解了过去；而出于对亲人的独特情感，他会更注意一些一般人可能不太注意的细节。打动他的，除了爷爷的革命精神和丰功伟绩，更多的还是爷爷的品行。阿廖沙至今记得一个细节——那是去年的重走抗战路途中听到的一个小故事，刘少奇把自己随身带着的帽子送给了当地的群众，“爷爷关心群众的生活，那顶帽子至今还留在纪念馆里，看到当年他使用过的东西，我非常有感触。”

　　撰文 长沙晚报特派记者 李广军 通讯员 尹芳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长沙晚报通讯员 王希文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