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长沙博物馆将有场考古分享会

       长沙晚报通讯员 张大可  全媒体记者  任波  

       由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承办的“发现长沙”考古成果分享会将于6月11日下午在长沙博物馆举行。 长沙考古工作者将分享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长沙的重大文物发现，其中引人关注的一项是浏阳古城的建筑史从之前的三国时期，上溯到了战国。

       记者获悉， 长沙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历史溯源考古调查中，沿着浏阳河一路探寻，在浏阳市古港镇古城村发现了目前浏阳地区最早的城址。因城址位于古港镇古城村，故定名古港古城。古港古城不见于历史文献及出土文献，城址的发现将浏阳地区筑城史及设县史前推了约500年，改写了浏阳地方史。浏阳地区最早的治所在古城（今古港镇），使用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西汉时期并入临湘县后此处古城废除。这处古城也凸显浏阳地区华夏化及文明化进程的意义。浏阳地区自古属荆州，原为越人分布区域。战国时期楚人南下，于古港筑城以控湘东，并继续向东、南扩张。作为新增国土，楚人对原住民采用打压和拉拢并重的手法。筑城驻军以保证新占领土地的稳固，同时允许原住民保留部分原有风俗，以楚人的文化及风俗逐渐同化原住民，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对浏阳地区实施移风易俗的统治。这也为后世浏阳地区和平奠定坚实基础。

       文献和民间故事均提到浏阳历史曾在三处筑城
       浏阳市，位于长沙市东北部，是湖南东北部的门户，以浏阳河流经其城南而得名。浏阳之名最早见于《三国志·周瑜书》，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周瑜领南郡太守，食邑汉昌、下隽、州陵、刘阳。今浏阳在三国时期史书中的浏阳为县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从五一广场发掘出土的三国孙吴竹简上，我们可发现，今天的浏阳在吴简上均写为“刘阳”，在走马楼吴简中，“刘阳”在《竹简》（壹）、（贰）、（叁）中共出现30多次，充分表明汉末及三国时期，“刘阳”已成为湖南的一个县级政区地名。但三国时期的“刘阳”县治在哪里？
       在《光绪湖南通志》“建置志一・城池一”中，有一则“浏阳县古城考”称：“浏阳故城在今县东，三国吴析临湘县北境置，属长沙郡。隋大业初，省入长沙县，而故城废。唐景龙初复置，即今治。元初迁居仁镇。明初复唐旧治。”
       在这段话中，提到了浏阳县古城在历史上存在三处，第一处为”浏阳故城“，这是浏阳最早的县城，地址在今浏阳县东，从三国一直沿用到隋朝大业初年，因浏阳县并入了长沙县，故城不再使用，具体位置，《湖南通志》中未说。第二处城址是浏阳迁城，当时迁往居仁镇（即现在的官渡），这处城池仅在元朝使用。第三处城址，就是今天的浏阳县城，这座城池是唐朝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复置的，元代一度迁城，但明朝又恢复使用唐朝城池，一直沿用到今天，这应该就是今天的浏阳淮川。  

用三年时间，发现目前为止浏阳最早的城址，并进行全面科学的考古调查勘探

       2018年5月，由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浏阳市文体局、浏阳市博物馆协作，展开浏阳河流域文明进程专项调查工作。2018年5月31日，调查组在浏阳市古港镇古城村发现一处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早期城址。因城址位于古港镇古城村，故定名为古港古城城址。
       古港古城城址位于古港镇浏阳河西北岸一处二级台地上，浏阳河自西北向南蜿蜒流过。城址内西高东低，城西北与城西南各有一处台地，地势较高。西北台地及城墙护坡多为现代墓地，西南台地多为农田菜地，城东地势较低，为当地居民的聚居区，房屋密布。
       经过三年细致的调查勘探工作，长沙考古所考古工作者除了传统的地面踏勘、断面观察及洛阳铲钻探等调查方法外，考古工作者还运用无人机、全站仪、ATK等精密的仪器对城址及周边开展航拍、测绘等工作。目前已基本掌握了城址的范围、结构及布局，确认城址是目前发现的浏阳地区最早的县级治所。

       这座古城城址的平面形状呈刀型，方向为北偏东5°。西墙长436米，北墙长156米，南墙长310米，东墙北段长156米，可惜东墙的南段大部已被破坏，根据城墙及现存地形地势测算城址面积约为8.5万余平方米，符合中国早期县城的规模。整体来说，这处浏阳古城城址城墙大部保存较好，高于地表3米以上，东墙南段破坏严重，仅余少量墙体高于地表。通过对墙体暴露的几处断面进行刮面观察可知墙体结构如下：墙体由主墙、内外护坡及基槽构成。主墙宽度为3米，由纯净的网纹红土夯筑而成，夯层平均厚度约为20至30厘米；内外护坡均为网纹红土堆筑，内护坡为6米，外护坡为8米，护坡填土包含若干瓦片及碎陶片，并有一层瓦片及碎陶片组成的散水（保护城址的斜坡）。基槽位于内外护坡下，剖面呈“U”形，打破生土。

       城墙外侧存在环壕，壕沟与墙体基本平行。壕沟上部宽6米，下部宽3米，深2米，填土较为纯净，包含物为少量陶片及瓦片。城东有老地名曰“三口塘”，为南北向间续相连的水塘，部分被改造为农田，通过勘探可知其下均为数米深的淤泥且连为一线，推测为浏阳河古河道。环壕与古河道经钻探确认相通，构成完整的绕城水系。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城址内外均采集到较多瓦片及若干陶片。瓦片均为夹砂灰陶瓦，形态分筒瓦和板瓦；陶片多为夹砂灰陶，少量夹砂红陶，可辨器形有鬲、盂、豆、罐等，另有若干印纹硬陶，可辨器形釜、罐等。

       找到了城址，同时也要寻找附近的墓葬。在城址外考古工作者又已发现四处墓葬分布区，墓葬时代从战国延续至西汉时期，与城址年代相当。

       新发现的浏阳古城早于文献记载的三国浏阳故城

       城址的时代及性质如何判定呢？

根据文献记载浏阳故城在今浏阳县东。古城城址位于浏阳东乡的古港镇，地望相符。最初长沙考古工作者据此推测古城城址可能为三国吴国周瑜采邑，即三国时期浏阳故城。
       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长沙市文物工作者在城址内外采集到大量遗物，多为夹砂灰陶瓦片、夹砂灰陶、红陶及印纹硬陶残片，可辨器形主要为鬲、盂、豆、罐、釜等，未见东汉至六朝时期常见的硬陶及青瓷残片，城外发现的墓葬也多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这充分说明新发现的城址的始建及使用年代早于东汉。新发现的古港古城城址的修建及使用年代上限约为战国晚期（公元前278年前后），晚于战国长沙城的修筑。城址废弃年代可能在西汉时期，城址内外未见晚于西汉的遗存。相较于文献记载的“浏阳故城为吴析临湘县北境置，隋大业初年并入长沙县而故城废”，说明古城城址并非文献所记载的三国吴城，而是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战国古城。
       考古工作者在古城城址内既发现楚式青铜兵器及日用陶器，又发现越人日用印纹硬陶器。这充分说明古城城址为楚人南下后，为控制原越人分布区域而修建的据点。楚人在该区域很可能设县，该县可能于西汉时期并入临湘县。城址未见于文献记载，尚不知其名，但仍可确认为浏阳地区最早的县治。
       新发现的浏阳古港镇古城城址的发现，将浏阳的筑城史及设县史前推了约500年，全面改写和更新了浏阳的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