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有两位长沙女将，一人成共和国首位女将军

　　文/范亚湘

　　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各路红军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追剿”敌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而作为其中的特殊群体，2000多名女红军更是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为了革命的胜利，她们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亲生骨肉，甚至是年轻的生命。红军长征的队伍中就有两位英姿飒爽的长沙女性——刘英和李贞。

　　“小麻雀”成为“扩红”突击队长

　　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份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名单。长征出发时，有32名女红军随军出征，其中30名最终到达了延安。

　　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32名女红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如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贺子珍等；一部分是卫生部门的女同志，如邓六金、刘彩香、李桂英等；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如李伯钊、王泉媛等，主要担负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工作。这30名女红军中，有5位湖南人：蔡畅、刘英、邱一涵、吴仲廉、曾玉。

　　这5人中，刘英是唯一长沙人。

　　刘英个头极小，被街坊、同学戏称为“小麻雀”，但相貌秀气，瓜子脸、柳叶眉、小小的嘴，是典型的湘妹子形象。早在少女时代，她就表现出了要求上进、不屈不挠的性格。她先后在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时，突击扩大红军。时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被派往于都县任“扩红”突击队长。原定三个月的任务，她用一个半月就扩红2200人，超额150%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项英称赞她“一鸣惊人”。她还受到了武装动员部的嘉奖，《红色中华》报头版头条刊登文章来宣传她的事迹。

　　1934年9月2日，中央又发出了动员令，要求9月27日之前，再动员3万青壮年参加红军。给刘英的任务是，再到于都县去招。这下她可发愁了。要强的她很希望完成任务，可又不想难为老乡了。要知道，于都这个时候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女人国”。于是她找到了好友毛泽东问计。平时，刘英最喜欢和毛泽东说话了，一来因为都是湖南老乡，二来因为刘英的老师周以栗是毛泽东的同学，三来因为毛泽东说话非常幽默。

　　《刘英自述》里说，当时，打摆子即患疟疾病刚好的毛泽东，垫着棉被听刘英诉苦，却轻松地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可是来不及了，离规定期限只有10天了，我怕是搞不圆啦！”

　　“不，一定要开会，群众思想通了，就搞得赢！”

　　“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了，七里八里的，通知也来不及！”

　　“那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叫他们跑马到各区去通知，放势去搞啰！”

　　“如果开了会，大家的思想还是不进油盐，那怎么办啊？”

　　“要说服，要教育！”

　　终于扩红大会顺利进行了，毛泽东和刘英尽了最大努力，又动员了近1000人参军。

　　拒婚直到红军有了家她才有了家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了，刘英担任了“红章”纵队三梯队的政治部主任。三梯队负责后勤、供给，组织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挑夫搬运炮弹、发电机、文件档案和金银钱财。不久，她又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撒种子”（秘密发展党员留在本地工作），发动群众，拥护红军。

　　1935年初，红军到了遵义，刘英被组织上调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主要负责中央领导人的生活，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在一起工作。1929年刘英在莫斯科留学时，就认识了张闻天。1933年6月，刘英由莫斯科回国不久，到红色瑞金担任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一天，她接到洛甫（张闻天）的电话，说：“尤克娜（刘英留苏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从外面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刘英知道这个规矩，当晚就约上十几个同志走了十来里路到县城吃了一顿。长征路上，刘英常到中央队“三人团”处反映情况，张闻天对性格爽快、办事麻利的刘英很有好感，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每当刘英去看张闻天和陈云等人打乒乓球，他都喊上一句：“刘英，来一盘！”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刘英。

　　那天，刘英接到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写来的条子，调她到中央纵队代替邓小平的工作，立即报到。刘英感到这一切有点突然，就骑马赶到总政治部找李富春，她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李富春笑眯眯地说。感情细腻的刘英自然觉察出，李富春说的那个“会帮助自己的人”自然会是张闻天。

　　刘英拿着李富春的条子到中央队报到不久，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一次占领了遵义城。那天，张闻天遇到刘英，盛情邀请她到他的住所交谈。聊着聊着，张闻天忽显拘谨，半晌才转弯抹角吞吞吐吐地说：“我们认识很久了，互相都比较了解，有着共同的信念，我希望我们不仅要做一般的朋友，而且……”

　　敏感的刘英听出了张闻天的弦外之音。自1929年丈夫牺牲后，刘英拒绝了不少同志的追求，紧闭情感心扉。对张闻天，她虽敬佩，却从没往恋爱上想。她生硬而直截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张闻天脸红了，结结巴巴地问为什么。刘英解释说：“在长征中恋爱结婚，怀孕生子，对女同志来说，不仅不能工作了，还要带来一场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带，以至于害了孩子，做母亲的要和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感情上的折磨简直是种酷刑。我下了决心，不到根据地决不结婚。”

　　张闻天听了刘英的解释，没有吱声，半晌才说：“我尊重你的选择。”

　　战友们也都觉得张闻天、刘英是合适的一对，有意成其好事。一次夜行军，警卫员搞了一个小马灯。刘英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去说：“这是流萤（意即刘英）嘛!”说得刘英怪不好意思的。

　　可生性好强、不甘平庸的刘英，心里抱定了不结婚的念头，对此谁也无可奈何。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历尽千辛万苦走完长征到达陕北。这时，张闻天喜滋滋地对刘英说：“红军有了家，咱们也该有个家了吧！”刘英为张闻天执著的爱所感动，幸福地点点头。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两颗相爱多时的心，终于在瓦窑堡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在一孔窑洞里安了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夫妻了。是年张闻天35岁，刘英30岁。说是结婚，其实只是把两个人的行李合在同一孔窑洞就算完事。邓颖超、博古等熟悉的同志到他们的窑洞坐一坐，说几句庆贺祝愿的话。

　　长征中走出来的唯一“开国女将”

　　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仪式上，唯一一位被授予将军衔的女性是时任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的李贞。随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历抗日烽火，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李贞一路金戈铁马，驰骋沙场，最终成为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是浏阳小板桥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8岁的她即投身革命事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浏东游击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性格倔强，作战十分勇敢。

　　1934年7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红六军团准备撤离湘赣根据地进行西征，李贞当时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组织决定将李贞留下来照顾三妹李新兰，因为作为王震夫人的李新兰快要临产了。

　　1955年，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从长征中走来的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听罢急切地说：“不行，我要去找任弼时主席！”她首先想到的是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

　　一进门，李贞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同意留下来，我要跟随红军西征。弼时同志，你说说，当前是打仗重要还是照顾妹妹生孩子重要？！”一见面，李贞就放了一串“连珠炮”，“我是来参加革命的，革命还没成功，我怎么能留下来呢？妹妹生孩子，不能影响我的工作。任主席，我要跟红军一起走！”

　　任弼时了解李贞的脾气，于是态度和蔼地说：“好，既然你不肯留下来，我再与几个领导商量一下。可是，长途行军路上可不留情啊！”

　　长征时期的甘泗淇、李贞夫妇。

　　李贞如愿以偿。可部队刚到黔东的甘溪一带，就遭到了敌军大部队的突袭。部队被分割包围成数段。时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奉命向部队传达军团首长的指示。她必须先攀上一座大山，可山高路陡，十分艰难，加之山上的气候变化无常，顷刻间，狂风怒吼，乌云翻滚，瓢泼大雨哗哗地下了起来。为把军团首长的指示迅速传达给被冲散的部队，李贞拄着一根树枝，踩着泥泞的山路，艰难地一步一步朝前走。忽然，她发现前面有个人影，走近一看，原来是第6师政委袁任远的警卫员。李贞一见警卫员挑着的担子里有个脸盆，急中生智，兴奋地说：“小同志，借你的脸盆用一下，行吗？”

　　李贞在延安。

　　李贞接过脸盆，用手拍了拍说：“不错，还算结实！”说完，便坐着小脸盆，朝山坡下一溜烟似的滑下去。没想到滑到半山腰，她一下撞在一棵树上，摔了一个跟头，脸盆被甩得老远。胳膊和腿都被树枝划破了，鲜血染红了衣服。她一拐一拐地朝山下走去，终于在天黑之前，找到了部队，完成了任务。散失的部队迅速靠拢，快速部署，甩掉敌人的追击，很快与红二军团会师了。

　　两军会师后，军团首长握着李贞的手说：“李贞，你真不愧是红军中智勇双全的女将。在这次部队战略转移中，部队能够转危为安，幸亏你及时传达了军团首长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