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革命先辈足迹 “五大书记”后人重聚延安

　　长沙晚报记者 李广军 通讯员 尹芳

　　今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1934年10月起，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中央红军走过荒草地，翻过大雪山，途经11个省份，翻越18座大山，跨越24条大河，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从此，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安等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

　　近日，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刘爱琴（刘少奇之女）、任远芳（任弼时之女）、刘康（朱德外孙）、毛小青（毛泽东堂侄女）、周秉和（周恩来侄子）等来到陕北。他们沿着父辈的足迹，参观党中央旧址和老一辈革命家战斗和工作的地方，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西安事变旧址、洛川会议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党中央旧址、桥儿沟革命旧址、吴起革命旧址……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让人肃然起敬。在这里，红色后代们抚今追昔，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耳边仿佛又是金戈铁马、战鼓铮铮之声。

　　刘爱琴(右)在枣园刘少奇旧居前。

　　刘少奇长女刘爱琴：依然怀念过去的人和事

　　杨家岭村，位于延安西北约3公里处。1938年11月至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在此居住。

　　“这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也曾数次到过这里。”又回到杨家岭，在自己和父亲、哥哥的合影旁，刘少奇长女刘爱琴回忆往昔，“那时的工作、学习、生活都很艰苦，但是我现在依然怀念，怀念过去的人、过去的事。”

　　这是一张刘少奇将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接到延安后的合影，照片的备注写的是“1939年”。但刘爱琴清楚地记得，自己是1938年3月从武汉来到延安。

　　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刘爱琴今年已经89岁。“11岁之前，我就是个小流浪儿，不知道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刘爱琴回忆，1927年，父母忙着组织武汉工人运动，革命形势严峻，便把刚出生不久的她托付给汉口的一位革命积极分子，“养父养母把我当作亲生孩子养大，当时家里很穷，连个固定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到了8岁那年，养父母连苦日子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只能把刘爱琴送到城里的亲戚家。“养母前脚刚走，那家女的就扔给我一把扫帚，让我干活。”之后，干活和挨打成了刘爱琴的日常生活。直到1938年3月，刘爱琴终于离开武汉来到延安，来到了父亲刘少奇身边。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刘少奇一生》和《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的作者黄峥介绍，刘少奇随革命队伍到达延安之后，把一张何宝珍的照片交给同志，请他们帮忙到汉口找寻失散的女儿，但没有音讯。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委托汉口一家报纸刊登照片和寻人启事，才找到了刘爱琴的养父，进而找回刘爱琴。“当时，叔叔把我带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说我的亲生父亲在延安，要把我送到爸爸身边。”刘爱琴回忆说。

　　之后，刘爱琴和几个孩子一起坐上火车，经过了好几个日日夜夜，终于到达延安见到了父亲。“那是我11年来，第一次回到爸爸身边。”

　　“和父亲相处，我觉得非常愉快。但仅仅在父亲身边呆了一年，我就和哥哥一起，被送往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一呆就是10个年头。直到1949年，才和父亲一起回国，参加工作。”刘爱琴说，刚回国的时候，自己说中文都不太利索了。

　　2015年，俄罗斯联邦向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刘爱琴是获奖人之一。“生活挺安宁的，我享受现在的安宁，我们这批去苏联的孩子定期聚会。做俄罗斯菜，唱当时的歌，跟小时候一样，挺开心的。”她说。

　　和往常一样，刘爱琴哥哥刘允斌的儿子阿廖沙陪伴在她左右。“这些年来，她经历了很多苦难，有太多的经历，每次和她聊天都能听到新的故事。我和姑姑经常聊天，基本上隔天就会打个电话，每次去北京时都会见面。对我来说，姑姑是我在中国最亲近的人。”阿廖沙说，自己的中文名字“刘维宁”，就是姑姑起的。

　　这是阿廖沙第一次来延安。在每一个留下刘少奇印迹的地方，他和妻子冬妮娅屡屡驻足，认真观看。略懂中文的他们仔细地看每一份史料，观察每一件物品，希望能多了解老一辈的革命历程。

　　在枣园任弼时旧居，任远芳伫立良久。

　　任弼时女儿任远芳：

　　让孩子了解历史是我们的责任

　　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8公里处，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园内生长着种类繁多的花草树木，景色秀丽，环境清幽。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此地。

　　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史称“五大书记”。以此为标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五大书记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是湖南老乡。而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也跟刘爱琴一样，曾经在莫斯科生活过不短的时间。

　　“这是我父亲，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弟弟，里面没有我。”在任弼时旧居，任远芳指着墙上的一张合影说。

　　任远芳出生在莫斯科，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春，父母同时回国，仅一岁零两个月的任远芳被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因忙于国内事务，难以兼顾孩子，包括刘爱琴、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等在内的许多革命领袖的孩子都寄养在这个儿童院。

　　有“党的骆驼”之称的任弼时，因曾两次被捕受酷刑身体损伤严重，又长期抱病工作，病情恶化。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前往莫斯科就医疗养。于是，1950年1月1日，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任远芳见到了分离十年的父亲。五个月后，任弼时结束在苏疗养，带着任远芳回到了中国 。她开始学习中文，学着适应全新而陌生的环境。和父母小住了一段时间后，同年8月，她开始了住校生活。没想到，两个月后，父亲因继续带病工作、过度劳累而去世。

　　在任远芳的记忆里，父亲多才多艺，不仅能够弹钢琴、拉小提琴、画画、照相，还会纺线。任弼时旧居里，有一台纺车。当时，为了带动边区的纺织运动，体弱多病的任弼时以身作则积极投身纺纱活动，并向王震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操起纺车学纺棉纱，成绩提高很快，终于纺出了一手好纱。1943年3月，在中央机关举行的一次军民纺线比赛中，任弼时所纺的纱被评为第一。

　　“我是一个普通人，过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子。”任远芳说，“但作为任弼时的后代，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孩子们了解过去的那段历史，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枣园朱德旧居，刘康夫妇在翻看外公曾经看过的书籍。

　　朱德外孙刘康：

　　不能忘却老一辈革命家的贡献

　　在枣园朱德旧居，朱德外孙刘康久久伫立，每一件老物件他都要细细抚摸。

　　1945年8月，朱德由王家坪迁到这里，在抗日斗争向国内解放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头，他肩负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司令的重任，协助毛泽东处理军机大事，签发了《命令冈村宁次投降》等指示、命令；1947年元旦，发表《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务》的广播词。

　　院中有一石刻棋盘，工作之余朱德常与工作人员对弈。年届六旬不觉老，被人们誉为“青年领袖”。刘康在石凳上坐了坐，看到这副棋盘，他说，母亲朱敏曾经告诉他，外公喜欢下棋，即使是在指挥八路军将士奋战在抗日战场的烽火岁月里，他也会偷闲坐下来杀上几盘，而且常常会利用时机和棋局，宣传抗日道理。他在那小小棋盘上举棋若定、运筹帷幄的风云“战事”，有时还真不亚于战场上的激烈程度和痛快淋漓。

　　刘康说，他最难忘的是当年朱德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工厂工作后，高兴地说：“当工人好啊，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人类只有劳动才有饭吃。”

　　朱德还时常教育刘康一定要踏踏实实做好基层工作，“不要想当官，要当普通劳动者，要当个好工人”。

　　刘康说，我们不能忘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新中国的建立所作出的贡献，“现在很多优秀的红军故事、革命英雄故事、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英雄模范故事应该要在教材课本中恢复起来，红色传承一定要从娃娃抓起，让红军记忆、红军精神代代相传。”

　　毛泽东堂侄女毛小青：绝不能给这个家族抹黑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对一张著名的家庭照记忆犹新：画面上，毛泽东一边与自己的堂弟毛泽连夫妻俩聊着家常，一边抚摸着毛泽连一双儿女的头顶，开国领袖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表达无遗。

　　这也是毛泽东的侄女毛小青始终珍藏的一张照片，因为，她就是照片上的那个穿着花衣服的小女孩。

　　1959年6月，毛主席在离开家乡32年之后回到故乡。当时5岁的毛小青随父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伯父毛泽东。“主席那么高，我们这么矮。当时，伯父给了我们姐弟俩一人一小包糖果作为礼物。”时隔半个多世纪，毛小青仍然牢牢记得当时的场景。

　　毛小青生于1954年1月。毛家“泽”字辈总共10男1女，毛小青的父亲毛泽连是主席排行第九的堂弟。毛泽连比毛泽东小20岁。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建立党支部，毛泽连也由此成为了一名小通信员。1929年，在一次深夜给地下党组织送信的任务中，16岁的毛泽连不慎摔倒，左眼被尖锐的树杈戳伤，最终近乎双目失明。

　　数十年来，毛主席对自己这个叔伯兄弟的眼疾始终十分牵挂。全国刚解放，他就派人将毛泽连接到北京治病。从1949年到1960年，毛泽东每年都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钱，接济毛泽连一家的生活。

　　几十年来，作为一国领袖的亲人，毛泽连不仅坚守承诺没有向国家伸过手，还不断将节省下来的钱接济周围的困难乡亲，甚至最后连主席写给他的亲笔家信也无偿捐赠给了博物馆。作为毛家的一分子，回忆起长辈们有情有义又公而无私的点点滴滴，毛小青很是自豪，同时更有着一种无形的自我约束：“要规矩办事、低调做人，绝不能给这个家族抹黑。”

　　现在，投身商海的毛小青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大型餐饮企业。酒店内，微缩的浏阳河蜿蜒环绕淙淙流淌，除了陈设有两千多幅毛泽东不同时期的历史照片，这里还有1︰1等大比例的毛主席故居模型。“作为红色后人，把这里打造成传承红色精神的平台，我责无旁贷。”毛小青说，这是她的“招牌”，也是她的使命。

　　周秉和在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

　　周恩来侄子周秉和：

　　学习红军长征精神关键是传承

　　与其他人相比，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对延安有着更深的感情——年轻时，他曾经作为知识青年在延安插队。

　　周秉和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儿子。1951年，周秉和在北京出生。一向倡导和平友善的周恩来意味深长地给侄儿取名叫“秉和”。在家里周秉和排行老五。总理自己无儿无女，侄儿侄女便是至亲。

　　1949年后，每逢休息日或节假日，只要条件许可，周秉和的父母总要带着孩子们到中南海看望总理，在短暂的家庭聚会中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

　　周秉和回忆起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1968年开始，周秉和与妹妹周秉建响应中央号召，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插队两年后，周秉和报名应征入伍到了新疆。然而不到3个月，他收到伯母邓颖超的一封家信，告诉他作好再回延安做知青的准备。原来周总理听说此事后，认为侄儿参军不符合当时国家的政策规定，硬是派人把他从新疆“遣送”回延安重新插队当普通农民。当时也已经应征入伍的周秉建同样遵嘱脱下了军装，返回内蒙草原继续当牧民。“我们周家子弟中，没有一个沾上伯父的光，都是普通老百姓。”他说。

　　在谈到红军长征精神时，周秉和说，现在我们学习长征精神的关键就是要传承，“要把红军长征的精神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子孙后代都记住我们的红军、我们的革命先烈、我们的长征精神，以此来鼓励我们的子孙后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