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革命先辈足迹 “五大书记”后人重聚延安

  挺立在延安枣园内的“五大书记”雕像。均为长沙晚报记者 邹麟 摄

  长沙晚报记者 李广军 通讯员 尹芳

  今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1934年10月起,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中央红军走过荒草地,翻过大雪山,途经11个省份,翻越18座大山,跨越24条大河,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从此,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安等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

  近日,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刘爱琴(刘少奇之女)、任远芳(任弼时之女)、刘康(朱德外孙)、毛小青(毛泽东堂侄女)、周秉和(周恩来侄子)等来到陕北。他们沿着父辈的足迹,参观党中央旧址和老一辈革命家战斗和工作的地方,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西安事变旧址、洛川会议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党中央旧址、桥儿沟革命旧址、吴起革命旧址……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让人肃然起敬。在这里,红色后代们抚今追昔,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耳边仿佛又是金戈铁马、战鼓铮铮之声。

  刘爱琴(右)在枣园刘少奇旧居前。


  刘少奇长女刘爱琴:依然怀念过去的人和事

  杨家岭村,位于延安西北约3公里处。1938年11月至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在此居住。

  “这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也曾数次到过这里。”又回到杨家岭,在自己和父亲、哥哥的合影旁,刘少奇长女刘爱琴回忆往昔,“那时的工作、学习、生活都很艰苦,但是我现在依然怀念,怀念过去的人、过去的事。”

  这是一张刘少奇将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接到延安后的合影,照片的备注写的是“1939年”。但刘爱琴清楚地记得,自己是1938年3月从武汉来到延安。

  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刘爱琴今年已经89岁。“11岁之前,我就是个小流浪儿,不知道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刘爱琴回忆,1927年,父母忙着组织武汉工人运动,革命形势严峻,便把刚出生不久的她托付给汉口的一位革命积极分子,“养父养母把我当作亲生孩子养大,当时家里很穷,连个固定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到了8岁那年,养父母连苦日子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只能把刘爱琴送到城里的亲戚家。“养母前脚刚走,那家女的就扔给我一把扫帚,让我干活。”之后,干活和挨打成了刘爱琴的日常生活。直到1938年3月,刘爱琴终于离开武汉来到延安,来到了父亲刘少奇身边。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刘少奇一生》和《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的作者黄峥介绍,刘少奇随革命队伍到达延安之后,把一张何宝珍的照片交给同志,请他们帮忙到汉口找寻失散的女儿,但没有音讯。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委托汉口一家报纸刊登照片和寻人启事,才找到了刘爱琴的养父,进而找回刘爱琴。“当时,叔叔把我带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说我的亲生父亲在延安,要把我送到爸爸身边。”刘爱琴回忆说。

  之后,刘爱琴和几个孩子一起坐上火车,经过了好几个日日夜夜,终于到达延安见到了父亲。“那是我11年来,第一次回到爸爸身边。”

  “和父亲相处,我觉得非常愉快。但仅仅在父亲身边呆了一年,我就和哥哥一起,被送往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一呆就是10个年头。直到1949年,才和父亲一起回国,参加工作。”刘爱琴说,刚回国的时候,自己说中文都不太利索了。

  2015年,俄罗斯联邦向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刘爱琴是获奖人之一。“生活挺安宁的,我享受现在的安宁,我们这批去苏联的孩子定期聚会。做俄罗斯菜,唱当时的歌,跟小时候一样,挺开心的。”她说。

  和往常一样,刘爱琴哥哥刘允斌的儿子阿廖沙陪伴在她左右。“这些年来,她经历了很多苦难,有太多的经历,每次和她聊天都能听到新的故事。我和姑姑经常聊天,基本上隔天就会打个电话,每次去北京时都会见面。对我来说,姑姑是我在中国最亲近的人。”阿廖沙说,自己的中文名字“刘维宁”,就是姑姑起的。

  这是阿廖沙第一次来延安。在每一个留下刘少奇印迹的地方,他和妻子冬妮娅屡屡驻足,认真观看。略懂中文的他们仔细地看每一份史料,观察每一件物品,希望能多了解老一辈的革命历程。

  在枣园任弼时旧居,任远芳伫立良久。


  任弼时女儿任远芳:

  让孩子了解历史是我们的责任

  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8公里处,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园内生长着种类繁多的花草树木,景色秀丽,环境清幽。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此地。

  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史称“五大书记”。以此为标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五大书记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是湖南老乡。而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也跟刘爱琴一样,曾经在莫斯科生活过不短的时间。

  “这是我父亲,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弟弟,里面没有我。”在任弼时旧居,任远芳指着墙上的一张合影说。

  任远芳出生在莫斯科,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春,父母同时回国,仅一岁零两个月的任远芳被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因忙于国内事务,难以兼顾孩子,包括刘爱琴、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等在内的许多革命领袖的孩子都寄养在这个儿童院。

  有“党的骆驼”之称的任弼时,因曾两次被捕受酷刑身体损伤严重,又长期抱病工作,病情恶化。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前往莫斯科就医疗养。于是,1950年1月1日,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任远芳见到了分离十年的父亲。五个月后,任弼时结束在苏疗养,带着任远芳回到了中国 。她开始学习中文,学着适应全新而陌生的环境。和父母小住了一段时间后,同年8月,她开始了住校生活。没想到,两个月后,父亲因继续带病工作、过度劳累而去世。

  在任远芳的记忆里,父亲多才多艺,不仅能够弹钢琴、拉小提琴、画画、照相,还会纺线。任弼时旧居里,有一台纺车。当时,为了带动边区的纺织运动,体弱多病的任弼时以身作则积极投身纺纱活动,并向王震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操起纺车学纺棉纱,成绩提高很快,终于纺出了一手好纱。1943年3月,在中央机关举行的一次军民纺线比赛中,任弼时所纺的纱被评为第一。

  “我是一个普通人,过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子。”任远芳说,“但作为任弼时的后代,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孩子们了解过去的那段历史,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枣园朱德旧居,刘康夫妇在翻看外公曾经看过的书籍。


  朱德外孙刘康:

  不能忘却老一辈革命家的贡献

  在枣园朱德旧居,朱德外孙刘康久久伫立,每一件老物件他都要细细抚摸。

  1945年8月,朱德由王家坪迁到这里,在抗日斗争向国内解放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头,他肩负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司令的重任,协助毛泽东处理军机大事,签发了《命令冈村宁次投降》等指示、命令;1947年元旦,发表《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务》的广播词。

  院中有一石刻棋盘,工作之余朱德常与工作人员对弈。年届六旬不觉老,被人们誉为“青年领袖”。刘康在石凳上坐了坐,看到这副棋盘,他说,母亲朱敏曾经告诉他,外公喜欢下棋,即使是在指挥八路军将士奋战在抗日战场的烽火岁月里,他也会偷闲坐下来杀上几盘,而且常常会利用时机和棋局,宣传抗日道理。他在那小小棋盘上举棋若定、运筹帷幄的风云“战事”,有时还真不亚于战场上的激烈程度和痛快淋漓。

  刘康说,他最难忘的是当年朱德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工厂工作后,高兴地说:“当工人好啊,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人类只有劳动才有饭吃。”

  朱德还时常教育刘康一定要踏踏实实做好基层工作,“不要想当官,要当普通劳动者,要当个好工人”。

  刘康说,我们不能忘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新中国的建立所作出的贡献,“现在很多优秀的红军故事、革命英雄故事、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英雄模范故事应该要在教材课本中恢复起来,红色传承一定要从娃娃抓起,让红军记忆、红军精神代代相传。”

  毛泽东堂侄女毛小青:绝不能给这个家族抹黑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对一张著名的家庭照记忆犹新:画面上,毛泽东一边与自己的堂弟毛泽连夫妻俩聊着家常,一边抚摸着毛泽连一双儿女的头顶,开国领袖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表达无遗。

  这也是毛泽东的侄女毛小青始终珍藏的一张照片,因为,她就是照片上的那个穿着花衣服的小女孩。

  1959年6月,毛主席在离开家乡32年之后回到故乡。当时5岁的毛小青随父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伯父毛泽东。“主席那么高,我们这么矮。当时,伯父给了我们姐弟俩一人一小包糖果作为礼物。”时隔半个多世纪,毛小青仍然牢牢记得当时的场景。

  毛小青生于1954年1月。毛家“泽”字辈总共10男1女,毛小青的父亲毛泽连是主席排行第九的堂弟。毛泽连比毛泽东小20岁。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建立党支部,毛泽连也由此成为了一名小通信员。1929年,在一次深夜给地下党组织送信的任务中,16岁的毛泽连不慎摔倒,左眼被尖锐的树杈戳伤,最终近乎双目失明。

  数十年来,毛主席对自己这个叔伯兄弟的眼疾始终十分牵挂。全国刚解放,他就派人将毛泽连接到北京治病。从1949年到1960年,毛泽东每年都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钱,接济毛泽连一家的生活。

  几十年来,作为一国领袖的亲人,毛泽连不仅坚守承诺没有向国家伸过手,还不断将节省下来的钱接济周围的困难乡亲,甚至最后连主席写给他的亲笔家信也无偿捐赠给了博物馆。作为毛家的一分子,回忆起长辈们有情有义又公而无私的点点滴滴,毛小青很是自豪,同时更有着一种无形的自我约束:“要规矩办事、低调做人,绝不能给这个家族抹黑。”

  现在,投身商海的毛小青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大型餐饮企业。酒店内,微缩的浏阳河蜿蜒环绕淙淙流淌,除了陈设有两千多幅毛泽东不同时期的历史照片,这里还有1︰1等大比例的毛主席故居模型。“作为红色后人,把这里打造成传承红色精神的平台,我责无旁贷。”毛小青说,这是她的“招牌”,也是她的使命。

  周秉和在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


  周恩来侄子周秉和:

  学习红军长征精神关键是传承

  与其他人相比,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对延安有着更深的感情——年轻时,他曾经作为知识青年在延安插队。

  周秉和是周恩来三弟周恩寿的儿子。1951年,周秉和在北京出生。一向倡导和平友善的周恩来意味深长地给侄儿取名叫“秉和”。在家里周秉和排行老五。总理自己无儿无女,侄儿侄女便是至亲。

  1949年后,每逢休息日或节假日,只要条件许可,周秉和的父母总要带着孩子们到中南海看望总理,在短暂的家庭聚会中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

  周秉和回忆起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1968年开始,周秉和与妹妹周秉建响应中央号召,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插队两年后,周秉和报名应征入伍到了新疆。然而不到3个月,他收到伯母邓颖超的一封家信,告诉他作好再回延安做知青的准备。原来周总理听说此事后,认为侄儿参军不符合当时国家的政策规定,硬是派人把他从新疆“遣送”回延安重新插队当普通农民。当时也已经应征入伍的周秉建同样遵嘱脱下了军装,返回内蒙草原继续当牧民。“我们周家子弟中,没有一个沾上伯父的光,都是普通老百姓。”他说。

  在谈到红军长征精神时,周秉和说,现在我们学习长征精神的关键就是要传承,“要把红军长征的精神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子孙后代都记住我们的红军、我们的革命先烈、我们的长征精神,以此来鼓励我们的子孙后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实现中国梦。”

【作者:李广军】 【编辑:吴静波】
关键词:长征 80周年 后代 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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