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1179—1180年，在十个多月的时间里，辛弃疾担任了湖南安抚使。当时，湖湘大地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辛弃疾决心做好对百姓的扶绥，整治官场。
为此，淳熙七年（1180）春，辛弃疾下令湖南诸州以官府储备的粮食招募民工，浚筑陂塘。这种做法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以工代赈，较有效地缓解了春夏青黄不接的缺粮问题。陂塘有利于灌溉，且能防止小规模的水患，辛弃疾此举可谓一举多得。
辛弃疾还向宋朝朝廷上奏赈济湖南邵州、永州、郴州，从湖南进纳的桩积米中支付十万石，以及在郴州、桂阳等地创置学校，教养峒民子弟。
为改善湖南的治安，辛弃疾积极弹劾省内贪腐官员，还大力整顿地方豪民大姓统领的地方武装，创制湖南飞虎军，致力于根治湖南的治安、民生、武备问题。
在新出版的《辛弃疾新传》一书中，书作者、杭州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宋史专家辛更儒梳理史料指出，辛弃疾打破了当时很多官员在治理湖南、湖北、广西等地时采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做法，深入研究湖南治理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包括饥民、边民生活无着引发的动乱问题，以及武备空虚、地方武装林立造成的扰民等问题。
在古代，除非王朝末年，否则封疆大臣编练军队，很可能引发君主的强烈猜忌。辛弃疾在潭州（今长沙）编练飞虎军，行事磊落，花费、编练诸多具体情况通过报告和图册悉数呈报给皇帝，赢得了后者的认可，这是非常罕见的。
飞虎军编练成效，同时期的理学大家朱熹评价说，“（自建飞虎军）数年以来，盗贼不起，一路赖之以安……”
为了满足湖南的治理需要，尤其是新建飞虎军的开支，避免因军需加大民众负担，辛弃疾还尝试在湖南采用酒类专卖。当然，这项举措本身在当时也引发较大争议，被同僚攻击为与民争利的做法，后来被宋廷叫停。但我们也可由此看出辛弃疾在当时，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都算是杰出的地方治理官员。
正如《辛弃疾新传》一书中提到的，辛弃疾留给后人的最重要遗产，当然是其创造的“稼轩体”，也就是通过对唐诗、宋诗理论和表现形式的深刻挖掘，从而使得宋词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并且还借鉴了辞赋、散文等多种文体的创作方法，丰富和拓展了祠的创作手段和表现能力。辛弃疾的词既能“悲壮激烈”，但也能在“激扬奋厉”之外时时“魂消意尽”，淡雅妩媚。在思想境界上，辛弃疾的诗词以雄奇阔大、郁勃激荡著称，仅此一点就胜出了两宋时期的另两位领军人物苏轼和李清照。
但辛弃疾绝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用今天网民的话来说，他几乎是个完美、全面到了极致的“六边形战士”：在军事上，他曾创下五十骑闯进敌营，在数万人众目睽睽之下，劫走叛变投敌者，并快速摆脱追敌，急驰而归，慨然献俘的奇迹；他的军政大略，虽然屡屡被南宋君臣轻视，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人看来，都是完善成熟的谋国之策；他不仅能献策、征战，更是文臣中难得一见的实干家，体恤民情，政绩卓著，我们甚至可以用“王安石+凯恩斯”来对他的地方治理政策进行概括。
